晓

1997年王小波在他美国的寓所中去世，在此之后他的作品一改之前的不入流，转而在大陆市场日益畅销，为人追捧与模仿。王小波的小说之所以在九十年代之初一直未能被市场接受，诸多原因之一就是源于小说中对性的描写，并且在对性的描写刻画中无不显露着虐恋的踪迹。虐恋情节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是不平均的，可以说，最为明显的出现，是在《黄金时代》中的《革命时期的爱情》，《白银时代》中的《我的舅舅》、《2015》、《2010》以及《青铜时代》中的《万寿寺》、《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这几部小说，在近十年的研究和评论中人们对王小波为何热衷于性的描写和其脱俗的沉溺于虐恋想象的原因莫衷一是，有从其与妻子李银河教授一同参与的社会学研究角度出发的，也有根据其在著名的《〈怀疑三部曲〉序》中宣布的他对人性的三大基本假设——凡人都热爱智慧；凡人都热爱异性；凡人都喜欢有趣——来寻找答案的。

应该说这些学术和生活经历都可以成为王小波写作风格形成的诸多原因之一，但是笔者认为，综合王小波的小说与其思想精神，王小波所描绘的是一个虐恋的世界，或者说，是用虐恋来解释了社会中人与其所生存的体制之间的关系。禅机中有一沙一世界之说，既是因为一微尘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是由于组成整体的每个基本单位都身具着整体的特性，因而虐恋做为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性活动，由于其独特的形式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以其独特的角度诠释了世界与人的真实生存面貌。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虐恋最为明显和繁多的首推《万寿寺》。

《万寿寺》的故事存在着多个世界的交错，叙述者被判定为事故后失忆的考古研究员，在失去了记忆后来面对自己以往所写下的小说。这部小说中的小说讲述的则是一个唐代传奇的改写，简单地说就是讲纨绔子弟薛松去湘西凤凰寨建立自己的势力，遇到了伴侣红线以及其他的事情。通过小说的描写可以看出，在失忆前所写的内容之中，事情虽然已经不太如意，譬如雇佣兵的哗变、凤凰寨上古一般的气氛、薛松的无法建树等等，但似乎正统的秩序上在掌握之中，但是到了失忆后的叙述者手中，故事开始被不断的增添新的内容，也是因为这些新的内容，这个不稳定的体系不断的出现了裂痕，横生出诸多的枝枝节节。

 第一章中小妓女因为打乱了老妓女的经济规则而受到了薛松的惩罚：

因为这个新来的女孩一下就摧毁了老妓女建立的经济学秩序。除此之外，她还常在日暮时分坐在走廊下面，左边乳房在一个士兵手里，右边乳房在另一个士兵手里，自己左右开弓吻着两个不同的男人，完全不守营规。这样一来，寨子里就变得乱糟糟。那些二流子常为了她争风吃醋打架，纪律荡然无存。就连薛嵩自己，也按捺不住要去找这个
年轻的姑娘。因为在做爱时，她总是津津有味地吃着野李子，有时会猛然抱住他，用舌头把一粒李子送到她嘴里，然后又躺下来，小声说：“吃吧，甜的！”当然，这粒李子她已吃掉一半了。总之，这女孩很可爱。但薛嵩觉得找她对自己的道德修养有害。每次走过那里，他都有一种内疚、自责的心情。这就是他要揍她的原因。

但是情况一直在变坏，薛松的一方面在竭力维护节度使的职权和尊严，另一方面却也被这荒诞而充满上古气息的环境激发出了人性本已被禁锢的才华和生气，只是薛松终究摆脱不了庞大的社会氛围的沉浸到骨子里的束缚，在失忆者的小说里，薛松击杀了作为古老体制的标志的老妓女，击杀了令自己“长大成人”的她，抹杀了自己一直维护和追随着的理想和来到凤凰寨建功立业的初衷，这里，故事的结尾是走向茫然和荒诞的，如同“我”所认为的“我们所说的就是历史，这根疲软的鸡巴，就是历史的脐带。皇帝在操老佛爷时和老佛爷在挨操时，肯定都没有
平常心：这不是男女做爱，而是在创造历史。”薛松在这里剪短了自己与一直灌输自己，作为生存环境之间的这跟脐带，感到的是分外的空虚，显然的，作者也在最后思考着我们在抛却一直被视为禁锢却赖以为生的存在后应该去寻求什么。然而在现实中，逐渐找回记忆的“我”预感到了自己无法摆脱归于平庸的末路，充满着对未来的绝望：

虽然记忆已经恢复，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想回到长安城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我在黑暗里坐下，揭开火盆的盖子，乌黑的炭块之间伸长了红蓝两色的火焰。在腿下的毡子上，满是打了捆的纸张，有坚韧的羊皮纸，也有柔软的高丽纸。纸张中间是我的铺盖卷。我没有点灯，也没有打开铺盖，就在杂乱之中躺下，眼睛绝望地看着黑暗。这是因为，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凤凰寨的不归路。薛嵩要到那里和红线汇合，我要回到万寿寺和白衣女人汇合。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这是《万寿寺》最后的一段话，作者提到了“诗意的世界”，让人感受到“我”对于自身这段生命的无奈，甚至有人在文末的话语中推断主人公最终是死于碳气中毒自杀。

李银河在《虐恋亚文化》的序中重点提出了虐恋的娱乐性，她指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虐恋活动的娱乐价值：它是一种成年人的游戏，是一种平常人的戏剧活动。它可以将寻常的生活变为戏剧。它为暗淡的生活增加色彩，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平淡变为强烈，使疏远变为亲密。

而在第一章中，她更为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游戏性：

虐恋活动的第七个共同特征是其游戏性质、表演性质、仪式性质和象征性质。虐恋活动的主旨是将现实转化为戏剧，以及身份和角色的转换：奴隶转换为主人，成人转换为婴儿，痛感转化为快感，男性转化为女性，然后再换回来。这也是它同真正的残忍和暴力的区别之所在。……

作为一种游戏和戏剧，虐恋活动有它的游戏规则。……

这些规定虽然听上去有点骇人听闻，但虐恋往往不是对无助一方的专横统治，而是相互的、自愿的和游戏性的，所有的活动内容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令人想起安排严谨的仪式和剧场的剧目。成功的虐恋游戏可以同成功的戏剧媲美，它需要大量的直觉、想象力、创造性和双方的合作。

她甚至进一步指出了虐恋活动与想象力、创造力乃至幽默感的关系：

虐恋活动的第十个特征是它对想象力的大量需求，此类活动对想象力的需求超过其他一切性活动。性交形式无论怎么变换，也只是一种动作而已，而虐恋活动却是戏剧。一个动作不能构成虐恋，它需要一系列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并不一定与性有关。这样虐恋就比其他一切性行为包含了更多的想象力和戏剧性，更多的可能性。

实证调查表明，大多数虐恋者都是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他们在寻求性的感觉和个人实现中往往更强调精神，而不是肉体。……

虐恋活动的第十一个特征是其幽默感，它并不全是认真的。当然，当一对虐恋夫妇玩虐恋游戏时是很郑重的，他们身穿黑皮装束，履行各种仪式，气氛严肃，有时甚至很恐怖，在那时他们恐怕不会笑。但在这整个事件中，蕴含着巨大的幽默感。

胡氏(约翰·胡伊青加)的游戏定义游戏是一种自愿参加,介于信与不信之间有意识的自欺,并映射现实生活跨入了一种短暂但却完全由其主宰的,在某一种时空限制内演出的活动或活动领域。诚然，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游戏，如果说这种推己及人的说法过于武断，那么应该说人在做大多数决定和反应的时候不是抱着游戏的心态的，薛松便不是。关于薛松去凤凰寨的起因是这样的：

相信你可以从中感觉到一种文化气氛。这就如在一千多年前，你走进那位老娼妇在长安城里的四角亭子。不管你从哪面进去，都要穿过一个又矮又长的门洞，然后直起身，仰望头顶深不可测的砖砌的穹顶。此时整个世界都压在你的头上，所以你也感到了这种文化气氛。在这个四方形的房间里，一共有四股低矮的自然光，照着人的下半截。后来，那个老娼妇匍匐着出现在光线里──她有一张涂得雪白的脸，脸上还有两条牦牛尾巴做的眉毛──声音低沉地说道：官人。不知你感觉怎样，反正薛嵩很感动。他到那个亭子里去过，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死人。我也不知那个老娼妇对他做了什么，反正从那亭子里出来，他就鬼迷心窍地想要建功立业，到荒蛮地方去做节度使，为大唐朝开辟疆土。考虑到当时薛嵩尚未长大成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那个老娼妇把他那个童稚型的男根握在手里，轻声说道：官人，你不是个等闲之人……等等。因为我从没有被感动过，可能想得不对。但我以为，从来就不会感动。是我的一项大资本。不管什么样的老娼妇拿着我的男根说我不同凡响，我都不会相信：但我也承认。有很多人确实需要有个老娼妇拿着他的男根说这些话。这也是薛嵩迷恋她的原因。

在此之后薛松继承了千万年来男人建功立业的使命感，散尽千金开赴湘西去到了那个充满着上古气息的凤凰寨。同时，他随身带上了那个老妓女，让老妓女来帮助他建立一个应有的封建政体，完成这个年轻时的梦想。然而小妓女的出现让计划经济变成了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原始的湘西开始动摇薛松的统治也动摇了薛松的心。红线以及王小波作品中其他的女孩子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她们天真、稚嫩、充满着生命力，王小波在构想将自己的作品演绎为话剧的时候觉得这些女孩子最理想的演员是舒淇，性感而不庸俗，充满活力又动静有度，带着永远的俏皮，所以在《万寿寺》或者其他的小说里很容易体会出王小波对于男性主人公譬如薛松或者王二们的态度是犹豫的、不断审视的，甚至经常表露出不满；而对于这些如精灵般的女孩子，王小波永远在给予她们完美的肉体和孩童般的心灵。不过，越是天真的心灵越发容易被环境蛊惑，只不过无论何时，她们并不知晓身边发生着一些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在做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似水流年》里的李先生却是成为了典型：

下乡时，线条没跟我去云南插队。她跟父母下了干校，其实是瞄着李先生而去。当然他们的情形不一样，下干校时，线条是家属，爱干不干，十分轻松。而李先生是托派分子，什么活都得干。后来不说他是托派了，干校是工人师傅主事，又觉得这龟头血肿不顺眼，继续修理。当地农村之活计有所谓四大累之说，乃是：

　　打井，脱坯，拔麦子，操。

　　除了最后一项，他哪一样都干过。再加上挑屎挑尿，开挖土方，泥瓦匠，木匠小工；初春挖河，盛夏看青。晚上守夜，被偷东西的老农民揍得不轻。幸亏是吃牛肉长大的，身体底子好，加之年龄尚轻，不到三十岁。要不线条准是望门寡。

　　现在系里的人说起李先生，对他下干校时的表现都十分佩服。说他一个海外长大的知识分子，能受得了这些真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任劳任怨，对国家，对党毫无怨言，真是好同志，应该发展他入党。但是李先生说，他背着龟头血肿的恶名，恐怕给党抹黑--还是等等吧。

李先生在美国长大，抱着一腔热血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来保卫国家保卫毛主席，但是许多事他到最后还是难以相信，以他自己的话说保卫到最后，却去保卫了大粪。对于这一切，李先生一直的解释是他在大学里“得罪”过的印度师兄，将这一切归结到了超自然的现象上。对于李先生的这种心理，王小波想说明的应该有两个问题，其一是社会现实的荒诞已经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认清，其二是人在这样一种丧失尊严和人格的情形下首先也是唯一想到的原因却是自己的过错。这不禁联系到了虐恋中受虐者的负罪感，而在《似水流年》中，另线条爱上李先生的也不是他肿大的龟头，而是那份甘受苦难的气质。

生活就像强暴，无法反抗，就躺下来享受吧。这句话看似儿戏，不过却经受了时间长河的冲刷而历久弥新。王小波对权力的束缚是敏感的，甚至有人说他过于敏感。在本文中，笔者本意援引一些文革的材料，但事过境迁，如同王二的诸多《考》一般，我们已经无法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温度了。但笔者仍然觉得，少年时代的文革经历开启了王小波对人在权力下的生存状态的无尽思考。至少有些论断是确凿的，文革中的人民心里，这个社会有一个神话了的被当做准则的，全社会所鼓动的是分辨敌我，学习的是定罪或者认罪的思辨，这种社会逻辑传承了几千年。在这样一种融汇古今的文化气氛中，有这样几种人：

红线、红拂、陈清扬等女孩子代表的民众，他们没有直接投身在权力的建立或者维护中，也没有认清状况的愿望，他们是来自建立权力的“男人”之外的如同精灵一般的存在，他们只是感受到这种虐恋关系中的不适，选择接受或者逃避，他们拥有简洁到令那些反抗者或者维权者汗颜的的理由，他们的存在，极大的讽刺了这种社会逻辑，是他们让这种看似森严的体系成为了一种全社会性的虐恋活动。

王二们代表的则是体制下的被管制者，他们是反抗中的受虐者，特立独行。与王小波笔下的陈清扬们不同的是他们有意识的在抵触和破坏着体制的权威，他们力图在将这场严酷的刑罚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虐恋，他们不断用性化解这样的关系。

而第三种人就是薛松、李靖这样的，他们是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曾经致力于巩固体制并成为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是施虐者一边的，但是很显然，小说中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对自己的行为做了最大的嘲讽，也说明了在体制下，不仅受虐者是被禁锢的，施虐着同样遭受着巨大的束缚。

在《万寿寺》中红线从对薛松建造笼子的震惊到充满天真的加入到帮助他一起建造那个残酷而温柔的牢笼，这就是十分典型的用对权力的服从来消解权力的威严，甚至这种行为让薛松甚为别扭，因为严肃的专制关系中施虐方必须通过对受虐者的专职来体现自我的地位和价值，同理受虐方需要竭力反抗来维持这样的关系，不过从小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薛松明显是个蹩脚的施虐者，而红线参与到了如何施虐于自己的活动中就更是大逆不道。所以薛松顿感这一切的失常。不过在《万寿寺》的故事里，薛松又不完全是一个绝对的施虐者，他受制于老妓女所秉持的体制下，是老妓女让他有了成为施虐者的倾向，但当他的施虐行为被消解为一场戏谑的虐恋后，当他自己也不自觉的掉入到用行为嘲笑体制的时候，老妓女的惩罚到来了。不过最终，在这个充满上古生机的境地，老妓女失败了，薛松以消除自我生命的一向意义为代价将她杀死，整个故事在此到了一场自由主义狂欢中的高潮，只是在身体上的红晕退去后，回到现实中的薛松和“我”都在失却了“真理”光明的洪荒里迷失了。正如虐恋结束后，所有的关系都消失了，那些为之兴奋并激发欲望的要素都显而易见的流于形式和虚无，这就给虐恋者一个两难的选择，沉溺其中还是追求真实，而将一场嬉戏放置于无法重置的生命才是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轻”。

《黄金时代》最为王小波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在文字上基本没有涉及到虐恋活动，但有了之前对《万寿寺》的理解，就可以明了其中表现的实质所在。前文中笔者曾介绍，虐恋关系中一开始受虐者的态度是反抗，之后转为享受被施虐，这与王二在被诬于陈清扬搞破鞋之后“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的心态便颇为相似。王二和陈清扬没有坚持反抗那个在后来被证明为毫无意义的名声，没有像贺先生一般“直揪揪”的坠楼自杀，他把体内蓬勃的生命力献给自己的“伟大友谊”，并对此无怨无悔。在这样的觉悟面前，那些虚伪的体制只能红着脸为他们放行，这是生命力对抗文明的胜利！从这里出发理解文明，便仿如一架水车，将自然的力量约束起来，转化成社会运作需要的力量，只是谁也无法说清这同一条潺潺的溪流哪个更有价值，因为价值的标准已经丧失，同理，三峡大坝和奔腾长江我们选择哪个？王小波在生命的最后曾这样对友人说：“中国若有自由派，应该是从我辈开始...”虐恋以其独特的方式，消解着每一种权力关系对生命的束缚。然而决定虐恋存在的关键也就是它是否真实，显然，如同明辨是非一样，这是谁也不敢夸言的。